中国的经济政策特点（中国的经济形势与政策）

我国近期宏观经济政策

整体来看，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呈现如下三大特点：

其一，政策更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基础上，增加了“可持续性”，意味着政策目标将兼顾短期和长期的结合，更着眼于跨周期政策设计和调节。

其二，强调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一方面会转弯，政策会继续边际收紧；另一方面，不会急转弯。前期为经济恢复和内需扩大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将随时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相机抉择、灵活调整，保持相对平稳和有序的退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避免出现信用过度、过快收缩所导致的“踩踏”事件以及不良资产过快反弹。针对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已确定将延期。

其三：强调把握好时度效，意味着政策将更加精准有效，注重观察时机、力度、效果。

一、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疫情冲击导致总需求显著降低，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财政政策成为2020年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回顾2020年，财政政策在总量积极扩张的主基调下，注重平衡增长与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格局，着力民生支出，调整产业布局，结构性特征明显。

展望2021年，基于经济复苏与财政平衡考虑，预期积极财政力度有望趋缓，财政政策或回归常态。从表述上看，2019年强调“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疫情以来则变为“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而目前则重回疫情前的提质增效，又新加了“更可持续”的提法，这是跨周期调节的具体体现。同时，去掉了“积极有为”及“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意味着财政赤字和专项债规模应会有所下降。

具体而言，总量上，经济复苏下“稳杠杆”重新成为政策重心，2020年特殊情境下采取的超常规融资将有序退出。预计抗疫特别国债大概率退场，不再安排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适当缩减，或在3-3.5万亿；减税降费的规模保持平稳、不再增加；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能适当降低至3-3.5%，广义赤字率或从2020年的10%以上降至2021年的8%以内。而支出方面，基于“十四五”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预期2021年在上述广义财政收支目标下，基建投资有望实现4%左右增长。

结构上，财政政策作为传统结构性政策，担负着“十四五”开好局的重要任务，从年度部署来看，主要任务从“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变为“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预期财政政策将进行更多结构性安排，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优化科技类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强化财政贴息等措施；在产业升级方面，加大“两新一重”领域投资，引导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在消费方面，加大民生支出力度，保障就业民生，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在跨周期调节框架下，货币政策从传统总量政策向“结构性”和“审慎性”转变，同时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回顾2020年，跨周期特点贯穿货币政策全年动向。

展望2021年，伴随经济逐步复苏，尤其是一季度在低基数效应下经济或现两位数增长，预期货币政策将回归稳态，表现为总体中性、结构优化的政策导向。具体而言，总量上，经济持续复苏为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提供空间，超常规政策或有序退场，比如，2021年到期的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中，用于抗疫和复工复产的8000亿元大概率退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11-12%）同名义经济增速（10-11%）基本匹配”，对比10月以来央行提出的“货币供应应和基于潜在产出的名义增速相匹配”略超预期，这预示着2021年社融增速和M2目标增速的收缩幅度会低于此前市场一致预期。但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总量政策，货币政策仍承担重要的逆周期调节任务，中期来看，货币政策将基于经济复苏进程，提升逆周期调节能力，适时进行政策微调，总体维持货币中性。

结构上，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预期货币政策将更加突出结构性特征，全面深化市场化利率改革，强化影子银行监管，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资源在区域、产业、周期上的配置，助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此外，“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延续的是10月以来央行一贯说法，预计2021年科技、小微、绿色贷款会有较大的政策扶持；相反，房地产贷款则继续受到抑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未提及，说明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有所下降，银行让利亦将暂时告一段落。

三、监管政策：严监管态势延续，防风险侧重点凸显

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叠加经济下行期因素，银行业传统金融服务受限，监管政策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两新一重”等重点领域金融服务，持续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特别是当前房地产作为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监管将持续严控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前三季度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1.73万亿元，同比多处置3414亿元，新提取贷款损失准备1.5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疫情带来的金融风险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特别是小微企业不良资产上升压力较大。

2021年，预计监管政策将持续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动态平衡，不断增强政策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持续引导银行业做实资产质量分类，备足抵御风险“弹药”，加大不良处置力度，同时要严控增量风险。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易反弹回潮，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以新面目卷土重来，未来监管部门将会健全统计监测，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聚焦突出问题和风险点，对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设立“禁区”，坚决防止影子银行回潮和结构复杂产品死灰复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中国的经济政策特点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中国的经济政策特点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政策特点；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中国古代传统的经济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和影响？

传统的经济政策就是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因为小农好管理，各守本分，只要农民不起义都很难动摇封建王朝，而商人无义，是士大夫和君王打压对象，只有在王权旁落的时候，商人与官僚勾结，古代也就乱世和宋元重商，却被当做反面教材，而依赖土地的经济最终还是走向兼并的道路，每朝每代的改革都是以土地和户籍为基础，摊丁入亩，一条鞭法，青苗法等等

我国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特点我国相继实现中国的经济政策特点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许许多多中国特色的奇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它向世人宣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科学成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形成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由于苏联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入侵的法西斯德国，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向其学习，纷纷实行计划经济。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固定论断：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来中国访问时还断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固定的 论断所困、所惑，社会主义要坚持，市场经济也要搞，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1984年10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中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首次明确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强调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扩大了市场作用，也没有忽视计划的积极价值。市场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驾驭下得到充分发挥。推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上罕见的速度快速发展起来。1979年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3万多亿美元，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上同期3%左右的水平。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有明显提升，从1978年的1.8%增至2007年的6%。中国财政收入则增加了40多倍。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加，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和百余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对外贸易方面，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2173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经济政策特点；累计吸收外国投资7745亿美元，吸引外资规模连续14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国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在近25年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中国。

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特有何特点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将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势：

1、全球经济将低速增长。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活力正在减弱，并且内外部失衡进一步加剧，市场信心近期大幅下降，下行风险逐渐增大。发达国家正在步入滞胀的泥潭，一方面，主要国家普遍面临主权债务压力和金融稳定风险，私人需求尚未接过拉动经济增长的接力棒，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依旧宽松，甚至存在出台新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通胀压力相对较大。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大量热钱冲击以及政策紧缩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等问题，其经济增速将继续呈放缓态势。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秋季报告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与今年基本持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1.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6.1%。

2、国内经济环境总体良好。一方面，“十二五”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设阶段，中西部不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以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地方财政风险和土地市场交易趋冷对地方投资融资能力形成制约，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抬高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出口放缓对工业生产形成一定压力。

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预测。如果2012年欧美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主要发达经济体整体不出现二次衰退，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得到一定缓解，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同时，我国把“调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有所减弱，财政赤字率略有下降；货币政策则主要加大对表外业务的控制力度，使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进入真正稳健状态。在这一国际环境和政策假设情景下，经模型测算，我国经济可望在结构调整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GDP增长8.7%左右；且经过精心调控，妥善应对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可以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控制在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