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压力新常态（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适应新常态，实现弯道超越

新常态需要新心态新作为 尊重并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状况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可以用宏观经济

政策来加以调节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扩需求”，“保增长”。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认为凯恩斯主

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

况决定的。因此，我们只能用产出总量由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即大量新增劳动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社

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逆转）的出现，“人口红利”会逐步缩减以至消失。这种情况现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即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学家对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

做过许多分析。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贫困

化、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社会问题。多年来，我们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20世纪末期，资源耗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近

年来，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观经济的失衡。这集中表现为国民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过高。如果继

续用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就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化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的

状态，大量农村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第二，开放以后引进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很快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

水平差距，推动了效率提高。这些都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首先，不论是人口城市化还是土地城市化

的速度都在放缓。其次，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这样，用学习引进的方法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不那么大了。哪怕

是引进外国技术，也要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这时，原有的体制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本世纪初开始，效率提高对

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

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都发生推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就面临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即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

以上分析说明，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找到新增长动力。根据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历史经验，这个新动力集中到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

要以冷静的平常心态来对待GDP的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客观因素决定的，我们就只能用平常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态对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的老办法去把增长速度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表明，用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时效变得越来越短。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了。另外，用强刺激的办法，大规模进行投资，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宏观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

长得非常快，已经达到甚至超出公认的警戒线。最近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跑路”的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都发出了警示信号。资产负债表

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在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以后不但丧失了原来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低

迷。这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

必须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用平常心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态势，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不能在GDP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效

率，过去被GDP数量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并趋于激化。具体表现，一个就是使减速过快，造成很多问题。另外，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如果不能通过

提高增长质量得到弥补，我们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许多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许多历史欠账无法得到补偿。如果减速的同时能够提高增长的

质量，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度，虽然数量增加得少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会比过去的低效率、高增长时期还要多。

从国际范围内看，有一些国家因为它的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所以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的结果。所以，现在不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上，而是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上。

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一种合意可欲的新常态。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靠推进改革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改革开放刚开始，全国人大在1981年12月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经

济建设十大方针。它环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当时叫做“效益”）。

到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明确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第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即从主要靠投资驱动的增

长方式，转变到主要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第二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后一转变是前一转变的基础。

几十年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针在不同时期的执行情况差别很大。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要靠经济体制以及其他社会

政治体制的转变来推动。“九五”改革的力度比较大，转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十五”、“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

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

3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行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改革的进度。改革有所推进，体制有所改善，发展方式转型就容易取得成效；否则即使三令五申，反复动员号召，转型也还是举步维艰，成效不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确立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支持下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得到了新的强大推动力。十八大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体制上的基础。

近年来，一些同志对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十分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验，经济增长一减速就会立即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

严重。特别是近几年，经济增速虽然一再探底，但是就业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在改善。最明显的是普通劳动者就业情况的改善。去年政府预期的城镇新就业人数是

900万人，结果完成了1310万人，达到预期目标的145%。今年把这个预期目标提高到1000万人，到10月已经完成，全年的情况比去年还会稍有改

善。经济减速并没有引起失业增加和社会动荡。

普通劳动者就业情况良好，是和产业结构改善相联系的。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前年开始发生了良性改变。过去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第二产业一枝独秀。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和第二产业第一次实现齐平。到去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进一步超过了第二产业，并使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整

个国民经济的最大产业。今年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为什么“十一五”反复强调要发展服务业却没有取得明显成效，近年来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答案无非是从十八大前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不算大，但对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加就业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项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然后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对于“营改增”，许多人注意的是它减轻税负的作用，经济学界关注

和支持的原因却是这是一项有利于分工深化的改革。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分工越细，税收重复的次数就越多；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有利于分工深化。而正

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大家可以看到，“营改增”在全国推广以后，对分工深化、新行业的出现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光一

个网络购物就分化出众多行业：快递、结算、售后服务等等，增加了许多就业。

另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在全国推广的，这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它导致新增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的工商户数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60%。

这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一些不算很大的改革，我把它叫做小试牛刀。小试牛刀尚且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这就证明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效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实现从粗放发展方式向集约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只要我们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扎实有序地推进改革，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经济在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经济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度，最终确立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从经济增长原因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生了4个方面的变化。首先，中国经济以往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随着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沿海发达地区出口企业所遭遇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市场需求不足。

其次，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城市里较高的生产率能提供相比农村更高的劳动收入。但是这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25岁以下劳动力已经有70%不在农村了，以往供应充足的农村劳动力条件不再具备，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工资增速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是全国性的。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相比中东部更高，这使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受到挑战。

第三，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储蓄率下降，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来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第四，节能减排已经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条件日渐紧张。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资源是廉价的，环境甚至是不要钱的。但是现阶段，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已经非常紧张。60%的石油需要进口。与此同时，雾霾的大面积发生也使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增长因素的变化，经济的结构性开始转变、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速下台阶之后能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稳住。稳住脚了，才是可持续的增长。

虽然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希望也很大。近期的4组指标可以说明问题。

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长，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过去5年，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同步，但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与之同步，农村消费的增长也很快。人们印象中，电视机、冰箱、家具行业会是夕阳行业，但数据显示，这些行业在农村市场获得了新商机。可以说，与农村消费相关的行业现在是“嫩芽”行业。

其二，服务业的发展非常强劲，而且这种服务业是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说物流、医疗、教育、金融、互联网、文化创意行业，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又一个“嫩芽”。

其三，技术进步明显提速。“十一五”中未完成的指标之一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但是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这个指标已经实现了，更加值得欣喜的是，研发投入中企业投入增长很快。同时，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专利增长速度也明显提升，这是技术的表现。这样的趋势下，促成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行业将成为新常态中的“嫩芽”行业。

其四，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结构发生了更为均衡化的变化，经济平衡性增强。与西部经济相关的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嫩芽”行业。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嫩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还需要时间，如何为“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是宏观调控所要重点关注的。为“嫩芽”固本强基、浇水施肥需要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为此，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稳定“嫩芽”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为“嫩芽”注入活力。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仍没有问题，这将为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健康增长的“嫩芽”行业提供环境。

如何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经济新常态也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更新。宏观调控要适应服务业变成第一大产业、消费变成主要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形势。这种适应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观念、机制创新。

在宏观调控中，过去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增长，但现在要的是稳定增长，不是要一味追求速度。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也会去托，但托不是目的。托的目的是创造环境，为“嫩芽”提供合适的温度湿度。

从市场和政府的分工角度讲，创新的地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最为重要，但是创新恰恰是政府最力所不及的领域，政府所要做的应是为创新创造有利环境。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些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后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时代”。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这种风险存在，但是风险并不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相比有些国家进入“失去的时代”前70%的城镇化率，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只有53%。通过城镇化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空间仍然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说，理论上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出现经济增速下降是不应该的，这说明我们促进经济继续增长的机制还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

如何理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新常态，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的复杂情况，增加经济下行压力新常态了科学判断经济形势的难度。这里的关键，是正确认识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以及克服这种影响带来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不确定性增多，其影响需要高度重视，又要看到中国经济呈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加快转化、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的明显特征。既要冷静面对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又要看到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大趋势，坚定促进和巩固经济稳定向好趋势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压力是什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周期。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新常态，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另一方面，从内部环境看，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新常态”。

因此，经济下行压力新常态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减速须有全面认识。对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惊慌。一是纵向比较而言，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当年四季度的4.0%。而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并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二是横向比较而言，经济增速放缓也处可承受范围之内。宏观经济形势如何还要在观察一段时期，看三季度...2014年，中国经济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行走势，首季GDP增速为7.4%，远低于2008-2012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1-4月以来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也普遍低于预期。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周期。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另一方面，从内部环境看，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新常态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正在显现，对我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当前的中国经济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如何正确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

适应新常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长久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盲目攀比搞工业，重复投资上项目，肆意扩张借贷款，跟风决策建新区，吹捧包装玩概念，不仅造成了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资源承载的重大透支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而且造成了市场经济的表面繁荣、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财政收入的空转虚增等问题。

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要想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始终能够“一枝独秀”、领衔演出，不被人指为“搭便车”，就坚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邪路，而是要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路。落实经济新常态要求，追求经济新常态目标，必将有利于地方政府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中国经济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二、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

新常态的提出，预示着长期以来唯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逐步淡化使用。当然，新常态，既不意味着对经济发展连续探底的坐视不管，也不意味着对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漠不关心，更不意味着对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的刻意打压。经济新常态，实际上是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甩掉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包袱，清除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障碍，突破GDP增长高于一切、财政预算必须连年递增的思维定势，解开层层加压指标值、层层签订军令状的权力束缚，不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

具体来说，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决不要带血的GDP，严防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体事件的发生，体现稳中求进、事缓则圆的要求。就是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隐形政绩和显性政绩的关系，遵循经济发展基本规律，潜心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坚决不做杀鸡取卵的蠢事，体现咬定青山不放松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统一。

就是正确处理发展主体和发展客体的关系，凝聚发展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逻辑。就是正确处理发展战略和发展战术的关系，在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体现“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要求。

三、新常态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归。

新常态，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新时期，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统筹发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职能作用，确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纵市场，又不越位干预市场，也不错位扰乱市场，从而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落到实处。

当前，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都已经步入新的阶段，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放缓，各级政府要有包容心态和科学研判，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优势仍然存在。各级政府要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减少和克服行政手段的路径依赖，不搞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和大面积调控，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强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

同时，推进政府职能深度转变，履行好必要的监管职责，充分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弥补市场失灵，矫正市场畸形，净化市场秩序，管控市场风险，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