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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形势所迫，是问题倒逼的必然选择。改革攻坚，这个坎必须跨过去。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变化的节点，长期的发展积累了庞大的经济总量，基数抬高，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已经不可重复了。中国经济正进入呈L型走势的中高速增长时期。这一阶段必须坚持把改革发力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上，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

随着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各种矛盾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发展存在诸多短板，出现结构性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关系，在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的同时又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是让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一项重大举措。

当前的问题主要是传统门类生产过剩。传统门类出现生产过剩不是因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已不能满足需求的变化。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有的农产品生产缺口很大，而有的农产品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上。

这种结构性问题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必须改善供给结构，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不断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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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王小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2016年6月13日，国务院新闻公室举行201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今年的去产能有两大行业作为攻坚领域，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钢铁，1—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8.4%，5月份当月的产量和库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15.5%，5月末规上原煤生产企业库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钢产量下降1.4%。去库存效果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数，4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下降了1.2%，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连续几个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521万平方米。降成本效果比较明显。数据显示，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国家全面实行营改增，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营改增的试点就不断扩大，有关部门预计，营改增今年将为企业降低成本6000亿左右。补短板投资增速加大。主要是对农业、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一些瓶颈制约因素，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比1-4月加快1个百分点，其中涉及这些短板领域投资增长速度更高，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比如水利、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业、信息传输业投资都在20%以上。盛来运强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情况不错，效果初步显现。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关注，比如钢铁问题，从4月份和5月份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生产量有所反弹，可能跟这两个月钢材价格反弹有关系，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势又恢复了产能，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再上一个新台阶。

经济新常态下为什么要加强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消化过剩产能提速。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当前多个行业、多个地区的产能过剩正引起各方的担忧，可能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

服务业黄金时代到来。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一方面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个左右。对政府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下服务业发展的根本瓶颈不是需求不足，恰恰是供给不足。在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领域，一方面国内抱怨声不断，另一方面大批消费者源源不断地到国外消费。究其缘由，这跟国内服务业供给侧的乏力有关。

经济新常态下为什么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党中央针对我国经济当前阶段存在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主要背景和原因如下。

1.我国正处于消费加速升级的时期，而供给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供给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益显著。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消费升级趋势将加速。近几年来，旅游购物、海外代购在我国迅速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了当前我国国内的供给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而造成供给体系无法适应消费升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供给体系依然处于强调低成本、大数量、低差异化的规模化工业化生产阶段，而尚未进入强调差异化生产、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柔性化生产阶段。要实现这一转变，就需要整个经济体系实现转型，即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强调创新的集约型方式转变。

2.需求侧管理手段边际效应递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日趋完善，我国通过需求侧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不断提升。应该说，这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我国的调控措施有着紧密联系。但是，随着需求侧调控措施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这些政策的边际刺激效果正迅速降低，而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却不断显现。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较多地依赖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但随着相关领域投资数额的激增，继续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正逐渐变差，政策短期可操作空间也逐步变小，特别是在最终消费率提升较慢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投资会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一定的阻碍。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完成投资超过12.5万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1.6倍。应该说，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但是如果长期持续地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则早晚会使基础设施的投资超出合理限度，进而带来各种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一次性进行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压缩未来相关投资空间，影响未来经济调控政策。

3.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动力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主线则变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如何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尽快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质便是，通过优化组合各个生产要素，不断挖掘生产要素的潜力，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的是综合供给效率的提升，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

4.我国在供给侧积累了诸多矛盾，严重影响了我国供给综合效率的提升。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应该说，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一个常见的结果，因为经济发展存在波动，企业都会预留一部分产能应对经济进入繁荣阶段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国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多，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特别是在煤炭、钢铁等一些行业领域。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库存问题，其实质都是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造成无效或者低效率供给，影响了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予以治理。

另一方面，与企业生产相配套的金融体系和政策、相关的产业政策存在一系列不足，影响了企业供给效率的提升。例如，在税收方面，企业税收负担普遍较重，在实体经济发展环境较为不利的情况下，影响了企业提升供给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解决好这些突出的问题，从而提高供给综合效率。